光明的豆粒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ildsound.blogbus.com/logs/45557841.html

 

    为电子杂志《遇言》创刊号试写的一篇。以后这个专栏会持续写下去。

    杂志虽然简陋，但宽容、平和、放松，有朝气。敬请持续关注。

 

 

伍德斯托克：热泪盈眶的幻象

                                     ------写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四十周年

 

□欢喜

 

 

But what’s the matter Daddy, how come you’re looking mean?

Can it be that you can’t live up to your dreams?"

                           ——John B. Sebastian，Younger Generation

 

在演出后台获知自己喜得贵子的John B. Sebastian，回来面对广阔牧场上四十多万热气腾腾的年轻人，狂喜哽咽地唱起了Younger Generation，在上述的正式结尾外，还即兴地为它添了一句，“No, of cause not. Because we are doing it！ I love you!”后来的纪录片中，这段尾声的镜头切到了台下嬉玩于乐器、垃圾和人群中的蹒跚孩童。他们被带来融入，感受，却并不知晓理解自己童年目击的事件，直接编码进了欧美当代政治文化的基因。

 

1969年八月中旬，在郊区小镇举行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持续三天三夜，前无古人地聚集了几十万人之众，以至于惊惧的纽约州政府差点要进驻一万联邦卫队维稳。然而在参与者的描述、媒体的渲染与后世人的想象中，整场巫蛊大会如梦境般祥和、激荡，“整整一代人去那儿相互问好”，藉由长发、束带、鲜花、喇叭裤、丙烯画、彩绘汽车、粗布蜡染衣衫等各种共通的暗号和标识，人人皆为兄弟，面带笑容，赤裸着上身在酒精里麻烟和LSD的紫雾里狂野起舞，在泥沼中摸爬嬉戏，在睡袋里在露天中做爱——“做爱不做战”是他们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暖风熏得游人醉，连现场的警察都放松了神经去泡妞。在“伍德斯托克国”，可免费享用当红乐团的现场音乐，素不相识的人递给你烟卷，死亡率几近于零，没有大规模暴力事件发生，三个婴儿出生在现场，数场大雨把吉他和胸腔中的热焰越浇越旺。这些骄傲证据，修饰了音乐节历史上不可逾越与复制的神话。后人年复一年，无限迷恋地为这个短暂的乌托邦贴上层层厚厚的金粉，用揣测和想象，面向更好奇的下一代闲坐说玄宗。

 

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场盛大的偶然事件，由一系列脆弱幸运的巧合链接而成，以至于轻易做一下其它假设，就会全部崩盘，全然不像李安新作《制造伍德斯托克》欲展现的轻喜剧那般轻松。资金链的断裂、合作方的变卦、举办场地的临时更改暂且不提，单是演出的安全维护方面，如前面所提，州政府就差点出动卫队、树起铜墙铁壁。众所周知，即便在西方，摇滚乐亦被保守势力认定为大毒草，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其重要现场特色之一，便是常常出现听众与国家机器和体制的直接代表——警察冲突的现象，轻则肢体冲突、拘捕，重则造成死亡和全场骚乱。伍德斯托克组织者于是花大价钱预先到警局挑选警察队伍，从中剔除对嬉皮文化固守成见者。事实上演出过程中，协调维护工作基本落到了认同年轻人的志愿者与民间组织身上，性爱与嗑药统统放任，尺度极宽，罕有冲突。倘若异时异地，不加考虑不花心思，任由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人口的人群与警察对峙，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东西方的各种摇滚音乐节，无论山寨与否，剑拔弩张和出事是常态。拳头和鲜血，之所以在六九年的这场大趴中隐匿，其另一重要原因，不得不归诸各种药物。一个在首日中午开始服用LSD的小子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两个小时之后，我们都飘了起来，一切都变得非常美妙。事实上，没有比我当时的感觉再好的了，身边是我漂亮的女朋友和同乡的朋友们，我似乎是在清凉的夏日里站在教堂的顶端倾听着美妙仙乐一般。总之，六十年代后期那些迷幻药的小秘密就是能将你带到一个爽快无比的境界。”人们在篝火边吸食，仿佛呼吸空气，药草的迷香笼罩着农场土地。大麻烟卷和LSD药片让天空和舞台旋转变形，其他硬迷幻剂也在人群中恣意流通着，它们被认为帮助打开了嬉皮们的知觉之门，使意识幻游、肌肉放松，伴随着神秘主义的导引，让人不知不觉满面笑容，感觉身边萦绕的都是爱意，全世界的兄弟都在麦地里拥抱。而以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为代表的迷幻乐队们，配合地将六十年代的电声音色即兴拉长、交混、扭曲，使得天价的音响设备们振动得像东方宗教。

 

谢天谢地，人们主选的药物并不是黑人帮派文化中青睐的可卡因，这种强兴奋剂极易唤起人的暴力本能，足够把农场变成战场。其时大麻在美国尚属合法，LSD作坊也在高效运转，无论是学运、民权、女权、艺术家或同性恋等团体，都把它们当做时尚和“革命药物”。你可以想象到，几十万人在音乐、烟酒、迷幻剂的催化下起舞或者缓慢出窍，第一次见面就相互拥抱，彻夜不眠地高飞，绝大部分体能消耗在了末世一样的狂欢上，他们还有什么精力去制造麻烦。上百人嗨翻之时直视太阳灼伤了眼睛。许多参与者事后声称对那三天的记忆模糊不清，事实上他们统共不嗑药清醒的年轻岁月也没几天。而影星Robin Williams干脆就说，要是你能记住六十年代的事儿，那就证明你根本没经历过。

 

迷迷糊糊，用药物催生出的博爱精神当然是可疑的。一觉醒来，就会及时变老。大牌云集，打反战牌，应景双关的海报口号（“三天的和平和音乐”），更是再明显不过的商演饵料，动机无需拔高。如果不是惧怕早早驻扎现场的大批人群引起骚乱，如果不是华纳一千万美刀买断纪录片的版权打下保胎针，主办方又怎么会索性撤下形同虚设的烂铁丝网，宣布音乐节免费？且牢记，除了Bob Dylan与The Beatles与The Rolling Stones之外，六十年代末的当红天团几乎被伍德斯托克高价一网打尽，尤以布鲁斯女声Janis Joplin、民谣皇后Joan Baez与吉他之神Jimi Hendrix的出场费居高，其中最后者谈的时候是给双场价，并另加补贴，以示优待。乐团演出接送都是直升机，音响设备也堪称空前昂贵，安保、救援的先期投入自不必说。高投入瞄准的是高产出，免票措施虽然成就了年轻人，但实属被逼无奈，倘若年历能倒翻，主办方决不会再白痴让利到这个地步。节后四位主办者更是为了“伍德斯托克”这块金字招牌的日后使用权而互掐起诉。而电影及原声版权的出售，实际上是拿自家远水解的近渴，最后的赢家是华纳。荧屏上心地无邪的诸位，在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就为华纳带来了五千万美刀收益。好吧，你得承认，这些数据嬉皮们许多都没想到，也不愿看到。这不过是一个未遂的巨型商演，尽管未意识到或不情愿，花开的力量仍驱动了印钞机，让他们反对着的大老板们盆钵满溢，更乐于去维护其名义上的纯洁性。

 

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目的，将伍德斯托克供上香气氤氲的祭坛。伍德斯托克的确包容集中了1960年代末西方嬉皮文化一切元素，成为青年文化的一枚符号。后世的宣传中，最为煽动性和杀手锏的赞美，则是更上一层楼，声称它是一代年轻人团结、合作，显示制造新世界意愿和力量的大屏幕，是欧美青年“革命”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这些不管是否别有用心的言论，当然会给后来不明真相的小子丫头们造成最深的误解，让他们相信穿政治波普T恤、戴徽章、开大趴、幻得幻失间就可以种出理想国。而摇滚乐手们绝对深知，只有哭得响的孩子才有奶吃、有钱挥霍、有源源不断的骨肉皮排队等候——当然，也不能太累，不能玩火。缺席伍德斯托克的Bob Dylan曾抱怨道：“我被称作叛逆的佛陀、抗议的牧师、持不同政见的沙皇、拒绝服从的公爵、寄生虫的领袖、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主义者的主教……我心里明白，这些头衔本应全部属于亡命之徒。”当时他正飞往英伦赶一场更加天价的演唱会——如果可能，组委会当然会重金把他拉来压轴。

 

1969年伍德斯托克，直接展示的是弥漫于整个六十年代的药酒纷飞，避世狂欢，是脑波交流、情绪互换，在局部地区自说自话，而并非走上街头直面国家机器。一个参与者后来的评论说：“观众的热情很高，那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聚在一起，似乎不是为了追求理想，而是在逃避现实。在LSD中，这些人才有自己的理想。所谓的Flower Movement只是很形式的东西，他们整天喊着反战、爱情、和平，但他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积极参加到社会，而是回避者、追求梦幻世界的消极阶层。

 

演唱会并非一点也不关注现实，当天才顽童、YIP（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的成员Abbie Hoffman爬上舞台，想要夺过话筒宣讲“行动才是唯一现实”，号召人群设法营救白豹党领袖John Sinclair之时，The Who乐队的吉他手Peter Townsend抄起吉他就狠狠给了他一家伙，让他从音乐节消失。而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个被捕的John Sinclair，恰恰声称过“摇滚是全世界最革命的力量”，并提出过以办摇滚音乐会为幌子和诱饵来举行政治集会的主张。

 

而最逼近现实的时刻，出现在吉他之神Jimi Hendrix在十八号上午的压轴出场，他以其魔鬼般的技术与构思将《星条旗永不落》描绘成飞机轰炸、炮弹纷飞、肉体悲号的残酷越战景象。台下剩余的五万人因此而沸腾，将手中的星条旗撕得粉碎。较之Joan Baez先前的清冷反战民谣，电吉他疯狂的回授啸叫，显然更能激发出基本醒药的年轻人群对于越战以及核弹的恐惧与焦虑。然而音乐消散后，垃圾遍地，一见如故的人群立即崩散如微尘，“在舞台上与十万人做爱，然后独自回家”，忧郁的星期一(Blue Monday，指醒药后的迷惘低落)不可避免地到来。再巨型再歇斯底里的大趴，曲终人散都会成为虚空，垮掉除了让人躺倒、然后爬起来回家，不能解决任何其他实际问题。落鸽子的吉他可以鼓吹自由，但绝弹不出自由。像丹尼尔·贝尔认为的那样，摇滚乐仅仅是在表演”革命。真正的革命力量，显然并不掌握在纯粹把玩乐器的投机艺人及其粉丝手中，而只属于接触机器、懂得策略和工具的理性实干者。离开彼时彼地封闭的小气候，离开药物、酒精与集体幻觉的支撑，伍德斯托克舞台面对现实的坍塌几近必然。

 

婴儿潮的一代，可口可乐与电视的一代，他们的青春因战争而紧张，因不公而愤怒，因六十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反战维权拉锯战而兴奋不已——越南战争，冷战，核武危机，五月风暴，黑人运动，同性恋与女权运动。当他们得知把花朵插进枪管仍不能阻止子弹之后，绝望的理想主义者们转而于六十年代末进行了他们的盛大分流：一部分由静坐的非暴力不合作演变为街头政治与暴力的热衷者，一部分则彻底放弃对体制的挖掘和交谈，转身跳舞离开，像电影《荒野生存》中的主人公一样远离大众，至偏僻荒蛮处自谋活路。而正是这后半部分浇铸了伍德斯托克的受众和缅怀者主体。他们对现实的无力，与其狂欢的需求和渴望呈正比。消极避世对勇气的成本要求，显然较自杀与革命更低，而且外观更为漂亮，并且容易引导人将避世理解成革命，将放纵理解为高尚。

 

伍德斯托克让整整一代的分散畸零之士短暂聚合在一起，给他们音乐、药和社区，供他们起舞、迷幻和依附，不但浩大，而且荒谬。它是欢聚也是决裂，嬉皮人群与民权、学运与新左派人群分道扬镳，更深更远地自我流放在背离现代工业社会的路途上。与其说它是酒神精神的高潮，不妨说它是嬉皮文化葬礼前的回光返照。几个月后的Rolling Stone乐队演唱会伤亡事件就结束了再造伍德斯托克幻想的童贞。其后的整整四十年，经济衰退北景下的保守派主政持续收紧，大麻非法化、音乐节的审批谨慎，年轻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纷纷融入主流社会，害怕变成机器的人最终变成了机器。这其中包括曾经同为大麻客的克林顿、戈尔与小布什，其中前者曾是一名萨克斯手，69年在伍德斯托克的台下吞云吐雾，并在约翰逊当政时期留有逃兵役的记录。年轻人们进入了体制，并且成为其血肉的一部分，帮助一个国家缓慢“解毒”、“消炎”，曲线解决对抗，回归其商业至上的传统，并利用这传统，软化来自民间和青春期的叛逆。1994年、1999年在同一地点，两场借69年伍德斯托克噱头圈钱的同名音乐节，成功宣告了新消费时代的青年文化已经洗牌重生：他们是快餐的，网络的，电子的；他们是分散的，实际的，经济的。根本无需比较两种不同年代文化的优劣，因为它们所亲吻和所诅咒的，所享受和所遭受的是如此不同，就像两棵互不相识的大树，天各一方，无需单独贡上香烛燃尽的祭坛。一枚1969年带电的肉体，在2009年完全可被认为是另一个人——他在当年埋下自己前，酒力和药效正浓，已经随着声音的风恍惚舞蹈，唱过了忘掉青春的歌。

 

伍德斯托克的幻象仍然影响深远。无论如何市侩，它仍然是铜臭味最少的一届。它为其后四十年的音乐节提供了演出与组织管理的模板，同时也提供了作乐与放浪形骸的模板：在今天全球的音乐节上，你都会发现大量几乎一模一样缺乏想象力的行为，完全拷贝自四十年前，没有丝毫新创造，连中指与谩骂都没有多少变化。无论哪里，喊叫得最卖力、神化最超现实的，总是那些力图复制但渴求盈利的主办方，或官或商——在他们眼中，伍德斯托克情结是根深蒂固的，可开采的，与吉尼斯纪录、四万人太极拳、奥运会以及国庆方阵并无本质不同。门票收入与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大过了他们教给别人的意义。幻象是可以创收的。那么有无可能真的再造一次幻象，像电影那样，像大麻那样，像音乐那样？你得需要寻找多少个经济独立，脾气对口，且能自由移动的青年人？一项广阔的青年亚文化要有多明晰的核心与大面积的认同，才能得以大漠生根，恐怕答案只能在风中飘。假如你真的想再造一次伍德斯托克，再做一次梦，那么在小心翼翼打磨各链条和碰运气之前，就先找来四十五万名那样爱热闹又迷幻的年轻人。而这即便在当年也是一种运气、巧合和奢望。今天在这片土地上阅读他人的记录与记忆，总会想到这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在未来会不会也出于各种目的被不客气地镀金，“忆昔开元全盛日”？

 

让我们再复习一遍，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烂大街的名言吧，好吧，我承认，它也是波普，是幻象：“贾非，我们知道，我们俩是永永远远不变的——永远的年轻，永远的热泪盈眶。”真让人激动。而其实我更想默念给你听的是它的前一句：“愿主赐福所有身在酒吧、滑稽剧和含沙的爱之中的人，赐福给那倒悬在虚空中的一切。”